出使中国六年半，我见证了“巴铁”情谊如何穿越时代风浪

编者按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马苏德·哈立德（2013-2019任职）赐稿，以长文纪念那些在华推动两国友好的日子，以及对当今中国外交策略的理解。【文/马苏德·哈立德】。中巴双方领导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正式启动“中巴经济走廊”（CPEC）建设。结缘中国：从青年时的向往到出使北京。议会交往是两国双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前，我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期间便曾多次经手对华事务，先后担任过中国处处长和主管亚太事务的辅秘（Additional Secretary）。中方还通过无偿援助的方式援建了瓜达尔新国际机场。上海市政府设下的近三十道菜的丰盛晚宴，更是让我初次领略了正宗中华美食的魅力。2015年4月，相关负责人负责人对巴基斯坦进行了历史性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50多项双边合作协议，极大加速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落地步伐。北京零下16摄氏度的严寒与吉隆坡33摄氏度的盛暑形成了鲜明反差，冬日京城的天空云层密布，阳光微弱。那时，来访的中国文艺团组和体操运动员令人叹为观止的演出让我折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北京周报》、《人民日报》、《毛负责人语录》以及中国历史著作，试图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这个发展中国家在强国的敌视与封锁中，依然能在国际舞台上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那一切都是如此独特，前所未见。民心相通：架设全方位的人文与经贸桥梁。双方需要对走廊的建设进展进行全面梳理与评估，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并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将走廊红利辐射至整个地区。另一个重要平台源于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倡议——邀请巴基斯坦各政党代表共同探讨双边关系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即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该机制已形成年度例会传统。在我看来，分享这份文件极其及时，在当时走廊蓝图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它激发了中方的规划构想。由于礼宾程序刚刚进行了改革，递交国书的仪式简朴而庄重。事实上，我对中国的着迷始于学生时代。目前有超过2.5万名巴基斯坦留学生在华深造，大量的奖学金与培训项目、学术与媒体交流、议会交往、智库互动以及文化演出、展览和路演活动，为两国友谊营造了极为有利的氛围。当然，在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发挥最大效能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掣肘因素，例如安全局势和行政审批瓶颈等。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下，瓜达尔港作为交通与转运枢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机场与港口这两大物流基础设施相辅相成，必将为双边及跨区域贸易投资作出重大贡献。我一到任便立即投入了工作。中国是一个多元丰富而又和谐统一的国家，巴中两国不仅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更建立起了全方位、多领域的紧密联系。巴基斯坦自身也需要着力打造更加亲商的营商环境，以吸引更多外商投资。由于当时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机制化磋商尚未正式启动，双方都处于探索思路的筹备阶段，罗大使看到这份恰逢其时的文件后十分高兴，并向我保证中方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与此同时，巴中民众学习对方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进一步加固了彼此的情感纽带。习负责人的访问为中巴经济走廊注入了强劲动力。我的首次中国之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随总统代表团出访日本，途经上海中转。走廊第一阶段建设在商定的重点领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早期收获：落实中国投资约270亿美元，建成了一批重大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为当地创造了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尽管访问行程仅有短短24个小时，但习负责人会见了巴基斯坦文官政府和军方领导层，并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了重要演讲，深情回忆起自己早年在耿飚将军身边工作时如何结识并了解巴基斯坦的往事——耿飚将军是中国第二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后来曾任中国国务院副负责人兼国防部长。我清楚地记得，在谢里夫负责人访华前夕，我与罗照辉司长进行了第二或第三次工作会晤。老友重逢，分外欣喜。在北京寒风凛冽的一月，没有什么比一锅热气腾腾、滋补暖身的火锅更令人惬意的了。到任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就带着翻译走上街头游览北京城。逛完北京城后，我和翻译、司机一起吃了一顿中式火锅作为午餐。习负责人接见了我约五六分钟，并与我合影留念。当时在几个颇具吸引力的外派选项中，我毅然选择了北京；但那时的我并未料到，自己会在中国度过整整六年半的时光，创下巴基斯坦历任驻华大使任期最长的纪录。特殊经济区（SEZ）的投入运营进展较为缓慢，导致中方原本规划建立的产业与技术孵化器迟迟未能落地。马姆努恩总统也高度赞扬了时任中国驻巴大使孙卫东为促进双边友谊所作出的贡献。其间，我向他递交了一份由巴基斯坦计划委员会多年前编写的关于“互联互通愿景”的小册子。作者与中国三峡公司的建设者们，三峡公司是“中巴走廊”多个水电和风电项目的投资方和建设方 作者提供。不久后，中方便请使馆再提供一份副本转交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我们随即照办。当习负责人称赞我是“一位称职的巴基斯坦模范大使”时，我深感荣幸与谦卑。那时的中国正崛起为“无声者的发声筒”，这深深打动了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整个第三世界的青年。那次短暂的邂逅，愈发激发了我深入探索这个伟大国度的愿望。彼时，巴基斯坦也正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寻求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深厚的传统友谊作为坚实后盾，我在北京履职的起步格外稳健顺畅。我一直渴望探寻中华文化的神秘与博大，尽管那次短暂的停留只是浮光掠影，但街面上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人们头戴的解放帽以及一身蓝灰色的中山装，依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中方还向候任负责人纳瓦兹·谢里夫发出了访华邀请。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应邀出席了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照辉大使举行的欢迎午宴。双方为此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后来升格为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简称“联委会”，JCC），全面统筹走廊的落实工作，并在其下设立了多个技术委员会和领域工作组，逐一敲定具体项目的融资与技术细节。习负责人形容巴基斯坦就像自己的“第二个家”，而夫人彭丽媛教授特意身着象征巴基斯坦国旗颜色的绿白相间服饰亮相，更是赢得了无数巴基斯坦民众的由衷喜爱。全年各类代表团更是接踵而至，有时甚至一天之内就有不止一个团组抵华，足见两国关系之深厚。此后我又多次访华，每一次都让我大开眼界。另一项创纪录的数据是：在我驻华任期内，仅巴基斯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的访华行程，使馆就接待保障了多达12次。当时巴基斯坦刚刚举行完大选，由看守政府执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融入中国的文化生活。这本册子原本尘封在使馆图书馆里，是一等秘书阿西夫·汗（Asif Khan）发掘出来并呈交给我看的。然而，真正让我得以深入体悟中国文化的契机，还是被任命为驻华大使。2013年1月4日，我从马来西亚启程抵达中国。要想在短短数千字内概括我在这里度过的六年半时光，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段关系的每一个侧面，都是值得单独写下的篇章。与我2008年上次来访时相比，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处洋溢着繁荣兴旺的气息，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在这两段任职经历中，我有幸多次造访中国。早在罗大使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而我担任巴基斯坦外交部亚太事务辅秘时，我们便已相识（他后来历任中国驻加拿大、驻印度大使，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副部长，以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遵循巴基斯坦领导人就任后首访中国的传统，新当选的谢里夫负责人在中国高层领导访巴仅两个月后的2013年7月便对华进行了正式访问。两国还缔结了多对友好城市关系，完全可以借中国政府鼓励各省市“走出去”的东风，进一步推动地方层面的文化与商业往来。中巴经济走廊还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人文交流。走廊筑梦：亲历中巴经贸的历史跨越。2013年5月和7月的这两次最高级别互访，开启了巴中经贸关系的新纪元，随后双方高层互动频繁，部长级和官方代表团络绎不绝地访华。巴中两国议会均设有友好小组，未来有必要在专门委员会层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互学互鉴各自的最佳实践，并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获益。还有一次，巴基斯坦总统和负责人甚至同一时间身处中国，分别访问两座不同的城市、出席两场不同的活动。随后，中方安排我拜会多位政要；同年4月，我正式向相关负责人负责人递交了国书。历史见证了此后地区与全球政治的沧桑巨变，正是这些风云变幻，促使这两个幅员规模不同、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各异的邻邦，结成了举世无双、令无数国家称羡的伙伴关系。此外，双方还建立了中巴经济走廊媒体论坛，以促进两国新闻界的合作。抵京后不久，我便全身心投入到中国高层领导于2013年5月访问巴基斯坦的筹备工作中。尽管中国高层领导访巴期间双方已就该项目进行了初步探讨，但中巴经济走廊的实质性推进工作是在2013年7月之后全面展开的。在习负责人与已故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的会见中，现场仅有我、中国驻巴大使以及总统军事秘书陪同在座。如今，中巴经济走廊已迈入第二阶段，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展至农业、教育、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科学技术、能源、矿产勘探、旅游以及工业制造等板块。中国高层领导就职后首次出访，充分彰显了中国对巴中关系的高度重视。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为何对你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一论坛的价值不仅在于拉近两国媒体的距离，更在于有效澄清外界对中巴经济走廊及巴中关系的误读与偏见。